父親出生在陜北一個偏僻的山村，他不甘心一輩子當農民，初中畢業，恰逢銅川礦務局在子長縣招工，父親得知消息后報了名。1973年，十八歲的他背井離鄉，背床鋪蓋，步行八十里路，坐了兩天車到達銅川。父親被分配到礦務局下屬的王石凹煤礦，成了一名掘進工。

父親所在的掘進七隊曾被評為“全國紅旗隊”。父親踏實肯干、聰明好學，憑借個人努力從輪換工轉為正式工。

參加工作兩年后，父親迎娶了從小定下娃娃親的母親，養育了我們兄弟姊妹五個。父親單身時，六塊磚搭上一塊木板便是一張床。他極愛孩子，想著吃飯、睡覺不能太湊合，苦了孩子。于是，買了些鋼管，托人加工了一張長1.8米，寬1.35米的鋼絲床。

到如今，父親七十歲，這張床陪伴他走過45個春秋，早已破舊地變形、掉漆。床上幾十年如一日地擺放著一個零食盒子和一摞書籍，它承載著父親的愛和好家風。

上世紀70年代，物質條件差。礦工拿著糧本每月可以領到70%的粗糧，30%的細糧，粗糧有玉米面、小米，細糧只有白面。玉米饃饃、糊糊面是當時餐桌上永不缺席的主食。每到月底，就會有家里人口多的工人端著小盆，借糧度日。

父親自尊心極強，終日餓得面黃肌瘦，也不肯張口求人。他常年體重只有90斤，自我調侃地說：“人瘦不占地方。”他摟著哥哥、弟弟，一起睡在鋼絲床上。為防止孩子半夜掉下床，父親睡外面，始終保持側臥的姿勢，一整晚翻不得身。

當時，掘進工每月工資56.71元。礦上還為職工建成工人文化宮，閑暇時可以看電影、觀戲劇，文娛活動甚是豐富。父親覺得下煤窯挺幸福，起碼家人有飯吃了。

70年代的煤礦作業環境差，危險系數高，父親在井下受了工傷，調到地面。每月工資減成41.42元，除去一家七口的開銷，每月給老家的親人寄10元，存5元當積蓄。父親從不給自己添新衣，除了工作服，他常年只有一身衣服，臟了晚上洗干凈，火爐旁烘干，白天繼續穿。

忍饑挨餓的日子，讓父親從小便得了胃病。成家立業后，家庭負擔重，他還是舍不得吃，導致胃病發展成胃穿孔。胃疼到幾乎昏迷過去的父親，被工友送到銅川礦務局醫院動了手術，肚皮上留下一道15厘米長的刀口。

術后，倔強的父親不遵醫囑，不聽家人勸說，每次吃飯，他總要等到家人都吃罷，飯菜有剩余，才肯動筷子。飯放涼了，他也舍不得開火溫熱，任憑誰勸都不頂用，說多了他就急眼訓斥。所以，父親幾十年來吃的永遠都是剩飯、冷菜。他甚至背著家人偷吃發霉、變質的食物。后來，父親因為飲食不當，做了第二次手術。

父親對自己極為苛刻，卻把最好的留給兒女。90年代經濟剛起步，零食很稀缺。鋼絲床的床角放著一個裝過餅干的盒子，里面藏著蘋果、糖之類的吃食。我們對那個盒子充滿向往，父親只要一說有零食吃，早就趴在床邊流哈喇子了。

銅川的“紅星”“元帥”蘋果很有名，一斤賣一毛錢，并不貴，父親就是舍不得吃一個完整的蘋果，孩子們不愿吃的果皮、沒啃凈的果核，他拿來解饞。一顆糖一分錢，一毛錢能買11顆，孩子們吃糖，父親舔糖紙。

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。零食盒里增添了罐頭、香蕉，父親一口也舍不得吃，家里哪個孩子生病了，他才舍得拿出來。小孩都貪吃，一吃心情大好，病也似乎好了一半。

小時候，我最盼望感冒發燒，這樣就能得到好吃的。最稀罕的是大白兔奶糖，尼克松訪華時，大白兔奶糖被當作國禮送出去，吃它覺得倍兒有面子。我欣喜地把糖藏起來，全部留給弟弟。兄弟姊妹多的家庭，大的總是疼小的。

長大后，物質條件越來越豐富，我們不再稀罕任何零食，父親床頭的零食盒子十多年來都空蕩蕩的，他像愛惜古董一樣，不肯扔掉那個盒子。

有了孫子后，父親又時常捧出零食盒子，拿糖果哄孫子。他常常被一群孫子圍著，往嘴里硬塞好吃的，被強迫的父親一邊強勢地罵著，一邊情不自禁地笑著。父親的體重從90斤飆升到140多斤，他說那是幸福肥！

父親自小家里窮困，無依無靠，他大半生遭受的苦難，真是難以盡述。讀書使他在饑腸轆轆的日子里還能有豐富的精神世界，有堅強的信念支撐。

父親有兩位親人是革命烈士，因根正苗紅，工作表現突出，1976年，他被調到銅川礦務局五七干校，當了通訊員。

干校建有圖書室，訂閱了許多報刊。父親除了干好本職工作、參加勞動外，學習是他空余時間的主旋律。《紅旗雜志》《黨代》《人民日報》……他每期都看，如饑似渴地從中汲取知識、開闊眼界、豐富頭腦。每當夜深熄燈，父親舍不得入睡，裹著被子，打著手電筒，沉浸式地讀書，常常不知何時睡去，早上醒來書還在手邊。

在五七干校的時光，是父親度過的最充實、最難忘的日子。干校黨委書記馬愛云是1934年投身革命的老紅軍，解放蘭州時曾任團長；副校長黃霞在抗美援朝時曾任連長；校長包玉斌是支援西北的老牌大學生。雖是干部，但他們整天和群眾一起干犁地、打地坪、蓋房子的苦力活，從不抱怨。

干校的一些干部、知識分子，帶有很多書籍，父親主動向他們求教，聽他們說一些書本上看不到的事情。在這里，他學到了很多文化知識和社會知識，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

在銅川礦務局的歲月是父親最美好、珍貴的回憶。

1989年12月開始籌建黃陵礦業，父親跟隨30名來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職工搞建設。

1992年，礦區建成第一批職工家屬樓，父親分到房子后，我們一家搬進了兩室一廳的樓房。家里添了兩張大床，父親再也不用摟著孩子，擠在小小的鋼絲床上睡覺。鋼絲床成了他一個人的天地，而他早已習慣了不翻身，側臥一整晚。

父親的床頭擺放著一個置物架當簡易書架，床上五分之一的空間摞著書。每天閑暇時，父親就會抱著本書寫寫畫畫，困了躺下繼續看，常常不知不覺地入睡。母親半夜起身躡手躡腳地為他關燈，把書放在床頭。

小時候，哥哥、弟弟愛看小人書，父親從書攤上買回來，我也跟著看。姐姐們愛看《讀者》《知音》這類雜志，還有《巴金選集》《三國演義》這些文學著作，年幼的我似懂非懂地跟著看熱鬧。父親的書我從來不碰，因為看不懂，大多是《毛澤東與斯大林》這類講述歷史、政治的書。

父親40多歲時，出現老花眼癥狀，他最愛勞煩孩子們幫他查字典認字。讀高中后，我認的字逐漸比父親多了，每天放學回到家，剛放下書包，父親會翻到某一頁，讓我教他某個字讀什么，那股認真、好學的勁頭，深深感染了我。

長期的學習、思考讓父親原本急躁、強勢的性格變得平和、大度。“活到老，學到老。”“心大了，事就小了。”……當我學習懈怠，當我職場失意時，父親開導我、鼓勵我，并推薦適合的書籍。在他的影響下，每天學習，為自己充電，成了我的生活常態。

如今，父親邁入古稀之年，耳聾眼花，他還像每天都要吃飯、睡覺一樣，書不離手。一到飯點，兒子扯著嗓子喊：“外爺吃飯啦！”小手拖著父親布滿老繭的手從書房出來。他總是微笑著，一只手拿著本書，書里夾著老花鏡。父親的老年因書、因愛，是幸福的。